深瞳工作室出品
科技日報記者 王延斌 通訊員?張玉龍 常靜 策劃 趙英淑 滕繼濮 林莉君
他們經歷過生活的“苦難教育”，渴望“和正常學生一樣被對待”，他們抓住了教育的“稻草”，最終成就自我，收獲事業。不過，在學子們努力的同時，來自國家、地方、教育部門、高校、社會的努力必不可少。
聽障生展示手繪作品。常靜供圖
23歲的馮豪坐在窗明幾凈的教室里“看”手機，一篇中醫文章吸引了他。
他將眼睛湊到手機前，在額頭幾乎要碰到屏幕的地方，用指尖快速地撥弄著屏幕，此時，手機里的人聲翻譯以3倍快進的速度讀取文章，這是常人難以聽清的語音“快進”模式，可卻是讓他最舒適的語速。
16年來，馮豪的視野被黑暗籠罩著。在醫學上，他被稱作視障人士，即“盲人”。他的眼前什么樣？一片黑暗？
馮豪向科技日報記者展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馮豪愛笑，也喜靜；他常常獨自一人打車、買票、坐飛機、乘高鐵；他熱衷于上網、玩游戲、寫詩；作為濱州醫學院（以下簡稱濱醫）中醫學專業的大學生，他以專業第一的成績斬獲“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并連續兩次拿下國家獎學金……在他的盲人同學中，很多人都像他一樣優秀：不耽誤學習的同時，獲得國家級跳繩比賽冠軍；畢業之后，他們從事文字編輯、法律工作、會計工作，甚至成為大學教授、公司總裁……
12月3日是“國際殘疾人日”，很多人將視野聚焦到殘疾人大學生這一特殊的群體上。他們是不幸的，先天或后天，他們失明了，聾啞了，肢體殘疾了；他們又是幸福的，在我國8500萬各類殘疾人中，他們是極少數的幸運兒，得到了上大學的機會，進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聽障生賈賓展示打印的口腔模型。科技日報記者 王延斌 攝
“除了看不見，我什么都能做”
趁著晚自習前的閑暇時間，汪普武在手機上玩了一把“三國殺”，這是一款以三國演義為背景的策略卡牌桌面游戲。在游戲中，他官至“四品”，“屬于中等偏上的玩家水平”。
汪普武是濱醫特殊教育學院的一名大二學生，每天過著宿舍—食堂—教室“三點一線”的生活。雖為盲人，但他喜歡閱讀，寫散文和詩。記者采訪時，他隨手念起在校報上發表的《月明中秋》：
“又到中秋，月圓桂香。天上的一輪圓月，引起浪漫的思緒。比如思鄉，比如懷念，比如綿綿愛意……這是一個思念涌上心頭的節日，也是一個詩文飄飛的日子。每當月明晴朗，我們心里就多了一絲鄉愁……”
汪普武看書，更準確地說是聽書，是借助助視器或者翻譯軟件，將課本內容聽到耳朵里。只不過，語音速度比平常快3—5倍，這是盲人學生最舒適的語速。他的輔導老師郭杰博士向記者介紹，一般人“一目十行”，因需借助器械，這群孩子特別是弱視孩子“一行需要看十遍”，才能達到常人效果。
視障生馮豪正在用手“閱讀”盲文書籍。科技日報記者 王延斌 攝
郭杰喜歡跟這群可愛的學生打成一片。他肯定地說，這群孩子雖然看不見，但思辨能力很強，課堂氣氛活躍，有的學生甚至對一些常人覺得晦澀的書愛不釋手，經常與他探討“主體客體化”與“客體主體化”的辯證關系……
經歷過生活苦難的殘疾大學生，在學習生活上會表現得更加堅強。
作為汪普武的同班同學，馮豪在6歲時因視網膜母細胞瘤，被病魔奪去了雙眼。從那以后，他對一切都看開了。“我都失明了，還怕什么呢？”他說。
在學習上，他自律得讓人吃驚。他為自己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比如每天早起一小時，晚睡一小時，擠一切時間鞏固專業知識。他的課外活動也全面開花，參加了當地市委宣傳部組織的宣講團，面向社會講述殘疾大學生的青春奮斗故事。
“我可以自豪地說，除了看不見，我什么都能做。”馮豪說。
梳理汪普武、馮豪，以及濱醫上百個殘疾人大學生的簡歷，不難發現，這個群體中，優秀是普遍現象。
視障生圖書館。常靜供圖
拒絕“圈養教育”，去標簽化
從陷入黑暗的那一刻起，盲人大學生許一丁的生活便改變了，變得“與眾不同”——他被人呵護，被人照顧，甚至被人“另眼相看”。但在內心深處，對這份額外照顧，他是拒絕的。
許雯是許一丁的輔導員，初次帶教盲人學生時，恨不得替他們包辦一切，但她的學生們并不領情，“教會他們勝于幫助他們，他們內心真正需要的，更多的是保障，而不是保護”。
現在，許雯與這群孩子相處特別注重把握分寸感，在班級管理中立規矩、講制度，毫不含糊。
“殘疾醫學生主動提出過，不希望被特殊對待，所以在培養方式上，除了會考慮生理上的障礙，我們對他們的培養與健全學生一樣，這不僅有利于他們互相幫助，也有利于他們畢業后快速適應社會。”濱醫特殊教育學院院長曹同濤告訴記者，“殘疾人需要面對更多的困難，所以他們更懂得生活的艱辛，更珍惜教育機會，能考上大學的殘疾學生成績都很好，不存在交流障礙，他們還表現出很大的潛力。”
在濱醫采訪，記者看到，特殊學生的生活空間相對獨立，教學樓、教室、圖書館、廁所、食堂、寢室等處，均實現了無障礙設施的全覆蓋；他們的專用浴室，也采用無障礙設計，殘疾學生可坐可躺，甚至可以坐著輪椅進去；為殘疾學生設立的康復室，健身器材齊全；學校還設立了專門的康復基金，不少學生接受了康復手術，扔掉了相伴十幾年的拐杖。
直面不同，同時也要創造“相同”的環境。
在教學過程中，殘疾生在文藝演出、運動會和校園聯誼等活動中，并不會被特殊對待，而是與其他學生一樣參與其中；在課程學習上，除了視障生、聽障生，其他肢體殘疾的學生都混入一般班級，享受均等教育。
談到平等，濱醫校友、聯華科技公司總裁隋淑杰說：“如果特殊教育學院里只有殘疾學生，就等于把一群殘疾人‘圈’起來去教育，與外面是隔離的，和社會是割裂的。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是每逢朋友請我去唱歌，總有人為我們點《水手》這首歌。在一些健全人心目中，我們該有的樣子就是‘身殘志堅、自強不息’。這不是歧視，但完全把殘疾人標簽化了。”
在濱醫，“殘健融合”貫穿的核心理念是平等。只有把殘疾學生和健全學生放在共同的開放平臺上，他們才能真正認識、了解自己，更利于他們走向社會。
更適合“小班制”教學的智慧教室。常靜供圖
高科技輔助，有待資金和人才支撐
如果不是借助助聽器，22歲的河南姑娘賈賓將生活在一個完全寂靜的世界里。作為口腔醫學技術（聽障）專業學生，她不僅能自己動手調教助聽器，還可以坐到裝備了不少高科技的聽障生資源教室里，暢聽周圍世界。
從調制助聽器到聽障生資源教室，從盲文書籍的制作到個性化教學，處處閃耀著科技之光，而與之相伴的“高投入”，也是特殊教育繞不開的詞。
在濱醫“國家特殊教育示范園區”里，記者看到不少特殊的機器：聽書機、盲文電腦、盲文書籍制作機……它們都是殘疾人大學生的好幫手。
盲文，視障生學習知識的載體。記者閉上雙眼，用手觸摸一本盲文讀物，密密麻麻的顆粒。“盲文就是這樣的，它是用隆起的圓點代替了文字，如同拼音，不同的圓點代表不同的字母，掌握了規律，就能讀懂盲文了。”曾擔任過特教學院輔導員的司培培認為，“當你身處絕境，潛能就會被激發出來，很快就能學會。”
不過，看得見的高科技輔助，更需要投入和人才支撐。
濱醫特教學院黨總支副書記鞏雪梅向記者介紹，建設一個圖書館的視障閱覽服務區，需要投入幾萬元至十萬元不等；盲文教材制作成本高、印刷效率遠低于普通出版物，極少印刷廠能印制，自己制作也面臨著人才短缺、投入極大等問題。
青島市盲校資源中心曾對外透露一個案例：盲文書籍對紙張要求高，每頁紙的承載信息有限。三卷盲文版《平凡的世界》共一萬六千多頁，一頁光印刷和紙張成本就要1元錢，耗時3年才印刷完成。
此外，個性化教育在特殊教育中顯得尤為重要。
在盲人學生課堂上，原來的PPT演示、視頻片等形象教學方式行不通，需要一對一的小班制教學。給視障生上解剖課的老師王利民，根據視障大學生聽覺和觸覺能力敏銳的特點，拿著各色人體器官的道具，一對一、手把手地指導他們學習，讓學生通過自己動手、動腦操作，來鞏固和強化對知識的理解和記憶。同時，針對不同殘疾人在認知方面的不足，用“多媒體醫學診斷模擬實驗室”代替傳統的聽診、觸診的臨床教學，實施差異補償教學。
遍地的科技元素，讓人目不暇接。曹同濤認為，在特教學院，科技是實實在在的，為殘疾人大學生的成才插上了翅膀。
沒有屏幕的盲人電腦。科技日報記者 王延斌 攝
“淋過雨的人，更愿意為他人撐傘”
記者趕到山東省龍口市“康寧家園”門口時，坐在輪椅上的劉楊出門迎接。初次見面，他給人第一印象是位陽光的大男孩。
龍口市殘疾人聯合會支持殘疾人創業，專門在辦公大樓“康寧家園”里騰出三層給劉楊開康復醫療中心——康樂希康復醫療中心。該中心主要為“三癱一截”類（即偏癱、腦癱、截癱和截肢）殘疾人提供免費服務。
而這樣的康復中心，劉楊已經開辦了兩家。
劉楊是濱醫特殊教育學院的畢業生，康復學碩士。劉楊從醫與自己的經歷有關。
從出生起，劉楊便是醫院的常客。在兩個月大的時候，他被醫院診斷為脊膜膨出(神經管畸形)，12歲他出現了脊柱畸形，被診斷為脊柱側彎。第二次手術后，他坐上了輪椅。
教育能喚醒人的尊嚴，也能激發人的社會功能。在第一次手術前，他立下遺囑，要捐獻自己的器官。此后他創辦了宣傳服務器官捐獻、造血干細胞捐獻和遺體捐獻的志愿服務組織“承光心匯”。因為影響力大，5年之后，這一組織被共青團中央、國家衛健委和中國紅十字總會共同授牌成了“國家級”。
“我覺得自己是一名戰士。”劉楊向記者回憶起一幕場景：在學校食堂，有同學打飯剛坐下吃，他便坐著輪椅過去給對方講故事，希望對方以后考慮捐獻器官，結果換來錯愕的表情……不論刮風、下雨，他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講故事、講意義，如今，成功的案例已經不少了。
在濱醫，類似劉楊的案例不斷出現，成為學弟學妹們人生路上的指南針。
濱醫殘疾人醫學系畢業生席思川考取了同濟醫科大學研究生，之后進入香港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博士。如今，他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及國家癌癥研究所資深科學家。
從濱醫殘疾人醫學系畢業的韓芳，如今已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中國睡眠研究會理事長，是我國第一個臨床睡眠醫學博士。
先后三次參加高考才最終如愿的謝麗福，現在已是浙江省麗水市殘疾人聯合會二級調研員；剛剛畢業不久的趙明也依靠推拿按摩技能自主創業，在長沙陸續開了7家分店……
“他們經歷過苦難，淋過雨的人更愿意為他人撐起傘。”曹同濤總結道，“37年來，我們培養了1500多名殘疾人大學生，很多人成為醫療戰線特別康復和特殊教育領域的骨干，有350多人考取研究生、70余人受到省部級以上獎勵。”
這些案例，激勵著學弟學妹在漫漫人生路上堅定地走下去。
享受均等教育，需各方助力
劉楊經歷的一件事讓記者印象深刻。
他剛坐上輪椅時，患上了抑郁癥，有了退學的打算。這時候，濱醫團委于翔和同事們從650多公里之外的煙臺趕到了棗莊，做劉楊的工作，將他接到了學校，提供單間，做理療……
濱醫“不讓一個人掉隊”的努力，讓劉楊看到了人心之美，也促使他振作起來。
在濱醫國家特殊教育示范園區一樓的走廊墻上有一行字：“生命就像是一只小船，而理想就是船上的風帆，勤奮的人們蕩起雙槳，眼睛為人們掌握方向，愿我們在人生的航道上沖破艱難險阻，勇敢地駛向希望的彼岸。”落款是“你們真誠的朋友——海迪”。
這是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對濱醫殘疾人大學生的鼓勵。
成百上千的“劉楊”從四面八方趕到這里，學成之后走出去。他們經歷過生活的“苦難教育”，渴望“和正常學生一樣被對待”，他們抓住了教育的“稻草”，最終成就自我，收獲事業。
不過，在學子們努力的同時，來自國家、地方、教育部門、高校、社會的努力必不可少。正如專家所言：殘疾人享受高等教育，更需要“扶上馬、送一程”。
從入學渠道到教育方式，他們都需要幫助。
目前在我國，殘疾人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有參加普通高考和單獨招生兩種渠道。據曹同濤介紹，單獨招生情況比較樂觀，大多是招生院校自主命題，然后單獨錄取；參加統考的情況則比較復雜，尤其是智力殘疾和精神殘疾的學生要圓大學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次在于觀念。在社會的公共認知上，殘疾人等同于“弱勢群體”，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支持。在這方面，如何以殘健融合、教育與康復相結合為特質，平等為核心，濱醫一直在探索。
正如濱醫黨委書記車先禮所言，黨辦教育的初心和醫學院校關注生命的本心都要求我們辦好特殊教育，“殘疾人不僅有受教育的權利，更有平等享受高質量教育的權利”。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明確要求“完善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和關愛服務體系，促進殘疾人事業全面發展”。一系列暖心政策的出臺，標志著中國殘疾人高等教育已經邁入新時代。
“目前，我們的助殘模式，應當從慈善模式逐漸向權益模式轉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聯理事、中國盲人協會常務副主席李慶忠認為，近年來國家對殘疾人權益保護的力度空前加大，必將加快轉化的速度。從權益的角度來考量，有助于形成更為理性的教育環境，包括享有高質量教育、各種無障礙設施、考試的便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