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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報記者 崔爽 策劃 劉恕 李坤

“我們是拎著板磚去答辯的。”北京科技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碳中和研究院教授蘇偉接受采訪時說。

他手里的“板磚”來頭不小，“我們每分鐘呼出的二氧化碳可以固定在這塊磚里”。

蘇偉團隊被稱作“老師隊伍里的工程師”。過去一年，他們深入產業一線，用技術把鋼鐵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和鋼渣結合，做成板磚，變廢為寶。

除了蘇偉的這個叫作“鋼渣選擇性調控碳化及資源化一體化技術”的項目，用合成生物技術培養細菌去“吃”二氧化碳、用綠電電解二氧化碳制成綠色航空燃料等項目也參加了“碳尋計劃”的角逐。

近日，“碳尋計劃”公布終選名單，13個項目從300多個項目中脫穎而出，共獲得億元級資金和資源支持。

“碳尋計劃”是由騰訊發起的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資助計劃，旨在尋找該領域最前沿技術，幫助其落地工業場景。這些得到支持的項目將進入商業示范階段，向更大規模、更低成本、更高效能進發。

“國內CCUS技術發展仍處于從研發到工業示范階段，每種技術路線距離實現規模化、商業化應用都還有較大差距。”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全球環境處（氣候變化國際合作處）處長張賢直言，“CCUS對于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不可或缺，我們必須擁有充足的技術儲備和商業化經驗，來打造一艘‘諾亞方舟’，載著人類駛向一個理想中的‘零碳未來’。”

“沸騰時代”的“碳捕手”

氣候變化正對全球產生持續而深刻的影響。

截至今年6月，全球平均氣溫已連續12個月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創下有記錄以來的高溫值。

去年7月，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就發出警告：全球變暖時代已經結束，全球“沸騰時代”已經到來。

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2022年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通過了“沙姆沙伊赫實施計劃”，重申了《巴黎協定》“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內”的長期目標，再次敦促各國逐步減少未加裝減排設施的煤電。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要實現這一目標，當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預算到本世紀末僅剩約1.15萬億噸，而2010—2019年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這一預算的三分之一。在全球變暖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即使做到完全不排放，為了減碳，也需要把之前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回來。

“CCUS是一項‘兜底’技術。”張賢表示，在不可能完全放棄化石能源的前提下，CCUS技術作為碳中和技術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實現《巴黎協定》溫控目標的關鍵技術手段和托底技術保障。

這是一項被定義了兩次的技術：2011年，科技部發布《中國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發展路線圖研究》（以下簡稱《路線圖》），把CCUS技術定義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儲備技術”；2019年，科技部更新發布《中國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發展路線圖（2019版）》，將CCUS技術重新定義為“可實現化石能源大規模低碳利用的戰略儲備技術”。

事實上，CCUS技術體系是相關技術的集合，涵蓋二氧化碳捕集、運輸、利用以及地質封存等各項技術。隨著技術不斷推陳出新，這一技術體系正在逐步完善和豐富，有望為鋼鐵水泥等難減排行業深度脫碳提供可行技術方案，成為未來支撐碳循環利用的主要技術手段。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3年底，我國已投運和規劃建設中的CCUS示范項目已超過100個，其中已投運項目超過半數，具備二氧化碳捕集能力約600萬噸/年，注入能力約400萬噸/年。

“從技術上講，無論是技術成熟度還是技術先進程度，我們跟歐美都是并跑的，整體處于工業化示范階段，但在數量和規模上歐美更勝一籌。”張賢說。

同時，他表示，CCUS不同技術環節的成熟度也有較大差異。以二氧化碳捕集為例，空氣直接捕集技術處于實驗室研發階段，電廠點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捕集技術已達到工業示范階段。而二氧化碳利用技術的成熟度較高。

跨過CCUS“死亡之谷”

記者在北京科技大學“百年礦業史傳承基地”礦石展廳看到，各式各樣的石頭擺放其中，既有我們常見的大理石、花崗巖，也有形態各異、璀璨耀眼的珍稀寶石。這些礦石陳列中，有一塊另類的“磚”，是由鋼鐵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二廢”——二氧化碳和鋼渣結合制成的。

全世界每年生產18億噸鋼鐵，其中我國生產了超10億噸，如何處理廢氣、廢料等“副產品”，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孩子活潑不是孩子的錯，要找到合適的培養方案。”蘇偉開起玩笑，他口中的“活潑孩子”就是鋼渣中的不安定組分。

蘇偉團隊把鋼渣磨成粉，再把從工業廢氣中二氧化碳捕集下來固定在粉末中，模擬天然礦物成巖的過程，將鋼渣和二氧化碳結合形成碳化微粉、碳化材料，制成質地更加堅硬的建筑材料，用來鋪路、蓋房、填充礦井，甚至制成工藝品，解決了鋼渣資源化利用過程中的安定性難題，同時又固定了二氧化碳。

不過，要讓成果從實驗室走到生產線，中間橫亙著讓九成技術折戟沉沙的“死亡之谷”。蘇偉談到，在實驗室里，大家關注的是碳化時間、二氧化碳深度調控等核心工藝指標的單點突破，而到了工業場景，“人、機、料、風、水、電”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比如，固碳的磚和普通磚一樣耐用嗎？它是否足夠抗壓？這些問號都需要高額的試錯成本來拉直。

這不光是蘇偉團隊面臨的問題，而是CCUS領域眾多創新技術團隊面臨的共同難題。CCUS技術在從科研試驗走向大規模應用的過程中，面臨著風險大、成本高、建設周期長、基礎數據缺失等一系列挑戰，急需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支持，以加速規模化落地。

“事實上，許多新興CCUS技術在國際上仍處于研發階段，技術前景尚不明朗。”張賢并不諱言，由于CCUS成本高，存在多種技術路線，再加上減排技術本身也需耗能，當前行業對CCUS的價值認知并不統一。

但在騰訊可持續社會價值副總裁許浩看來，之所以在尚存爭議時就下決心資助CCUS，一方面，根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50年全球能源系統如果要達到零排放，CCUS的減排量需要達到8%，而目前這個數字只有0.13%。“只有從今天開始做，到2050、2060年這些技術才能成熟到以足夠低的成本實現規模化。”許浩說。

另一方面，CCUS技術發展處于早期，缺乏資金支持，就意味著技術從實驗室落地工業場景的過程面臨巨大的失敗風險。

然而，這正是社會資本可以“補位”的地方。作為中國CCUS領域首個由科技企業發起的億元級資助計劃，“碳尋計劃”通過靈活的催化性資本，連接研發端和產業端力量，幫助CCUS技術跨過“死亡之谷”。

“評審委員會既有專家，也有產業界和投資界合作伙伴，技術方、應用方和投資方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考慮應用場景和未來的商業模式，助推技術走出實驗室，加快技術場景落地。”許浩說。

除了資金支持，“碳尋計劃”還給蘇偉團隊與河鋼集團“牽線”。這如同一劑催化劑，點燃了團隊的熱情。

“我們原先設想的是‘百噸碳、千噸渣、萬棵樹’，也就是捕集100噸二氧化碳，利用1000噸鋼渣，相當于種植1萬棵樹。”蘇偉說，現在有了資助，有了眾多合作伙伴的緊密合作，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倍增效應。“我們設想的數字擴大了10倍，今年年底將建成‘千噸碳、萬噸渣、十萬棵樹’的示范項目。”

為產業化“鋪路”

針對不同階段與類別的項目，“碳尋計劃”開放試點支持、初創孵化、能力建設三大創新賽道。

試點支持主要聚焦前沿技術的工業場景示范項目，初創孵化偏向于加速有正向經濟性的早期創業項目的商業孵化，能力建設則支持構建行業基礎能力、數據和標準，如數據庫、固碳效益監測工具、數字化能力等，推動前沿技術走向規模化應用。

張賢眼里，入選項目“各有各的故事，讓人眼前一亮”。

“碳尋計劃”試點支持賽道的技術主要覆蓋鋼鐵和電力兩大減排重點領域。“以前企業用的化石燃料越多，那么競爭力就越強，現在是誰能把二氧化碳‘抓’起來，誰就贏得了競爭力。”河鋼集團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員田京雷說。

“河鋼集團在2021年布局CCUS技術時，因為技術還不成熟，并沒有大的投入計劃。”田京雷回憶，“如果只有我們自己，可能不會走得這么快，‘碳尋計劃’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經費的支持，更堅定了我們要把CCUS技術產業化的信心。”

初創孵化賽道里，終選項目聚焦二氧化碳利用領域。這些技術用十八般武藝讓二氧化碳上演“變形記”，讓它變成低成本的衣服、食品、燃料等。天津費曼動力科技有限公司用綠電電解二氧化碳，制成便宜的綠色航空燃油（SAF），而SAF是一個國際性的千億級市場；南京食氣生化科技公司利用微生物編輯技術，讓細菌去“吃”二氧化碳形成乙醇后，做成衣服或者食品。

“我們的技術是把二氧化碳‘吃’掉。”南京食氣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一些高碳排工廠排放的大量尾氣被收集過來用于培養微生物，采用微生物法高效碳轉化技術，將富碳工業尾氣轉化為化學品。”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變廢為寶”的過程，二氧化碳變成長鏈的化合物，再把化合物分離出來。“這個生產過程安全，并且能耗低、污染少。”他說。

這位負責人在當了7年大學老師后，選擇從高校副教授的崗位上離職，全身心投入CCUS產業的探索。

在他的描述里，這項技術未來可期：不用多久，日常衣食住行中用到的化工材料很多都是由工業廢氣“變廢為寶”。

能力建設賽道則旨在為CCUS技術“打地基”。“碳尋計劃”終選名單包括中國地質調查局搭建的模型。“該研究致力于對碳排放和減排量的數據模型進行優化，考察適宜的二氧化碳封存地，并優化碳源和碳匯的匹配等。這樣的能力建設有助于實現現有技術組合1+1>2的效應。”張賢說。

自去年3月啟動以來，“碳尋計劃”收到300多個項目申請。評審總體要求是項目的技術路線在規模化后可以帶來每年1億噸減碳量的應用潛力，且通過資金、場景等支持能實現成本的顯著下降。

“進入終選名單項目的技術水平和國際上最頂尖的CCUS技術相當。”騰訊碳中和高級顧問翟永平表示。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金紅光看來，CCUS技術從商業上來說還在啟動階段，從科學上說也非常復雜，騰訊能夠從國際視野支持這些前沿創新技術，對實現“雙碳”目標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在熱情、雄心之外，許浩坦言，其實做好了只有部分甚至個別項目成功的心理準備。

“走出實驗室是前沿技術成果轉化的第一步，只要讓這個環節成功率提升一點兒，就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許浩說。

打通“最后一公里”

我國當前階段的CCUS項目大多處于工業示范階段，距離大規模商業應用仍有一段距離。“CCUS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亟待政、產、學、研、金協作，高校、科研機構和初創公司攜手助推CCUS的應用場景和規模。”翟永平認為。

“成本是制約CCUS商業化發展的最大障礙。”張賢多次講到，考慮當前成本，業內普遍認為，在當前技術發展水平不成熟的條件下，2030年前大規模推廣CCUS技術面臨較大技術鎖定風險。比如，按照當前技術成本核算，以電廠和水泥廠為例，加裝CCUS技術設備之后，每度電和每噸水泥成本漲幅可能超過50%；鋼鐵廠加裝CCUS之后，每噸鋼成本可能上漲超15%。

他強調，降低成本最關鍵的還是要加快技術研發示范，加速CCUS技術迭代，“比如第二代捕集技術成本有望比第一代捕集技術降低超30%”。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成本是大家普遍談及的問題。氣候變暖是事關人類未來的命題，然而，再宏大的愿景落到每家企業、每個項目上，都是一筆筆具體的經濟賬。

據測算，目前國內大多數CCUS示范項目的捕集成本在每噸100元到500元，化工行業捕集成本相對較低，電力、水泥等行業由于煙氣二氧化碳濃度相對較低，捕集成本偏高。

2022年國內碳市場碳交易總量為5088.95萬噸，總成交額28.14億元，掛牌協議交易成交均價58.08元/噸。而根據張賢團隊的研究，當碳價格上升到350—380元/噸時，預投資的電廠將滿足執行CCUS改造的條件，可以達到收支平衡。

“通過制定激勵政策把節約的減排成本給予企業，補貼終端產品、惠及消費者，打通這個傳導機制是激活CCUS產業鏈的關鍵。”張賢說。

除了成本高企不下，影響國內CCUS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張賢談到，首先，CCUS技術缺乏一套成熟的法規標準體系。

其次，CCUS項目是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地上和地下空間使用、環境影響評估、安全審查等多個方面。當前我國CCUS項目主管部門和審批流程并不明確，導致企業開展CCUS工程建設“摸著石頭過河”，增加項目的成本，降低了企業的投資積極性。

另外，由于對各類CCUS技術減排量的核算方法和驗證機制等方面的方法學研究尚不成熟，CCUS尚未被納入碳市場。中國工程院院士高翔此前就表示，期待相關部門出臺CCUS技術配套激勵政策，通過完善碳市場交易，讓CCUS項目也能參與到碳交易中，提高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

近日，國家發改委、市場監管總局、生態環境部發布的《進一步強化碳達峰碳中和標準計量體系建設行動方案（2024—2025年）》提出，2024年將發布70項碳核算、碳足跡、碳減排、能效能耗、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國家標準，抓緊構建二氧化碳捕集、運輸、地質封存全鏈條標準體系。

“中國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我們現在做這件事，不僅是為將來爭取更大的排放和發展空間。說到底，它是關系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問題。”張賢說，這是一個經典的“進水”“排水”問題。人類活動時刻在排放二氧化碳，這是一個無法被關上的“水龍頭”。與此同時，CCUS等零排放甚至負排放技術是另一個加足馬力的“抽水龍頭”。

一進一出之間，是不斷融化的冰川和上漲的海平面，是與每個人休戚相關的氣候未來。“參與各方都抱著積極向上、樂觀興奮的心態投入其中，大家更多考慮的是貢獻。”張賢說。